那些年IMF走出来的首席们
首席是每家投行最招牌的招牌，尽管他们观点、性格迥异，但仔细翻看他们的简历，一大共同点就是Made in IMF。
作为二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，IMF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）于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，与世界银行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。尽管因为美元危机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宣告结束，但IMF和世界银行仍得以存在，继续发挥作用。
IMF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债务，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，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；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，向公司、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，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。
简单说，世界银行像投行，多做项目；IMF更像核数师，因为是对国家做宏观咨询，虽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伸手向IMF借钱，可一旦有个危机，求助的金额可都是以亿为单位的，还是美元计价的。
这也是IMF能并且需要培养出大量经济学家的原因，因为他们需要评估需要贷款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，才能制定政策。而国际经济学界也有这样的说法，还没有政府因为借钱给IMF而出现过损失，IMF的研究实力可见一斑。不过擅长写神话的希腊人民可能不太服气。
作为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，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呢？
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Economist Program（EP），进得了EP，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，刚毕业就能去高盛，胡祖六、哈继铭、汪涛等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。世界银行的对应项目是YP（Young Professional），走出来的代表财经名人是许小年、谢国忠。
EP可谓百里挑一，每年平均1500个申请者，最后录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20-40个，招人标准非常严格：学术过关，34岁以下，博士毕业一年内，英文口语和写作得流利，做得了分析、实践和研究，还得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，不能怕出差，188个成员国派你去哪，都要能懂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及内部联系等等。
如果没进入EP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IMF。IMF欢迎有一定事业基础（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），拥有经济、金融相关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才。因为央行、IMF所从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，GDP增速定在多少、为什么定在这个数字，做的是政策研究；而投行等经济研究部门所从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，是在经济政策已定的基础上，告诉市场未来政府会做什么，分析影响，并不参与及影响既定政策。
虽然能进去IMF的经济学家都是学霸中的战斗机，但要怎样完成从象牙塔到政策影响者的转变，就要再来说说IMF的系统性培养。
以三年的EP项目举例，经济学家要首先在功能组别或国家组别工作一年，第三年开始在IMF内部尝试找到最终定岗的工作。
功能组别分以下几类：财政政策，货币政策，金融市场，外部经济，实体经济。试想刚毕业的博士们，在学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，建建模型，进入IMF的任何一个功能组别后，就需将理论结合实践：国家报上来的数据，是需要检视的，货币增速M0、M1、M2的计算，是比想象中难的，储蓄投资缺口也要切切实实做出来，项项皆清楚。
而188个成员国，就把国家组别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、亚太区、欧洲区、中东中亚区、西半球。
没跟IMF借钱的，属于Surveillance country，IMF对他们没有约束力，一般是一年和国家相关部门检讨下政策，写份报告，了解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，未来的焦点是什么，IMF应该做什么，又能对政府政策提出什么建议。
如果国家陷入了危机，向IMF借了钱，那么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，也是IMF内部乃至全球的焦点国家（比如希腊）。IMF对这些国家有巨大的约束力，央行、财政部等政府机构，是有义务第一时间向IMF提交数据的。如果危急时刻被任用，是经济学家真正影响政策时候，因为贷出去的款项，必须有借有还。
假设两年内批准了3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，那经济学家每隔三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，此前提出的财政、货币政策等目标有无完成，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笔贷款，并给出下季度的目标，直至国家走出危机。
所以和平时期，经济学家们需要磨练内功，了解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，一旦危机时刻被委任，才能真正影响政策，帮助一方民众走出困境，做出自己的贡献，也更容易获得晋升职位。
是的，IMF内部的经济学家也是有职位高低的。一般EP进去从A11开始做起，两年一升，到A15是最高；然后B1-2便进阶到处长级，B3是助理局长，B4是副局长（如重返IMF的何东），B5就是局长了。再往上就是副总经理（Deputy Managing Director，如中国的朱民），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！
MD只有一个，DMD也只有四个，IMF并不是一个当官的地方，对经济学家而言，这是一个接受系统训练的地方。不论你想研究什么，内部有同事专家请教讨论，间中还有美联储等外部机构互访；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实际的结合，其次也是通过很多轮的思考、讨论、甚至挑战才锤炼出来的，因此结论很扎实，经得起推敲。
IMF对经济学家的培养，是对他们数据分析方法的培养，不管以后从事什么，套路不会差太远，只是个人在分析后的观点不同。
离开IMF后，经济学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，身份的转变是：从告诉政府你应该做什么（帮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等任务），转变为告诉投资者政府今后会做什么（帮助客户赚钱是主要任务）。
他们的优势在于，更能体会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制约，会更加务实、有全局观；虽然市场的喜好肯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，但任何政策的制定，都是次优选择的结果，这不一定是市场能考虑到的方面。
那么过去几十年中，IMF又培养出了哪些中国经济学家呢？（以下排名按进入IMF的时间顺序）
胡祖六
清华硕士，公派至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，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拉里•萨默斯。1991年博士毕业后，在萨默斯建议下，年仅28岁便进入IMF工作，先后任职于亚太局、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。1996年离开IMF，成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。1997年加入高盛，2010年从高盛退休时，职位是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。之后创立春华资本。
林建海
乔治华盛顿国际金融博士，1989年进入IMF后，先后任亚洲部经济学家，政策发展与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，融资财务部局级官员，2009年被提升为高级顾问，2012年3月起担任IMF秘书长。
林寿康
布朗大学货币经济学博士，担任过IMF国际部经济学家，之后成为香港金管局货币管理部高级经理、德意志摩根建富公司新兴市场部经济学家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部副主任。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，是朱云来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，2014年朱云来离开后，代为履行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位。
哈继铭
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经济学博士生，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。1993年起成为IMF经济师，1999年起成为IMF驻印度尼西亚代表，2001年至2003年成为香港金管局经济研究部高级经理，之后回归IMF任高级经济师。2004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，2010年加入高盛，现为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。
彭文生
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，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博士。1993年进入IMF，任亚太部经济学家，负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事务。1998年就职香港金管局，任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，2008年成为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，2010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，2014年出任中信证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经济学家。
蒋国荣
迈阿密大学硕士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。1995-2003年加入IMF，之后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级经理，国际结算银行亚太区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。2004年加入中金，属于市场少见的经济学家型投行家，秉承中金的风格，非常低调。2014年加入瑞银，负责中国投行业务。
马骏
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，1994年获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，1992年至2000年先后于世界银行及IMF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。随后加入德意志银行，任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策略师，2014年4月，终于回归体制内，成为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。
汪涛
纽约大学博士，1997年加入IMF至2006年，随后成为BP亚洲首席经济学家，2008年至今，担任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。
黄海洲
印第安纳大学商业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，1998年至2005年间，任IMF货币汇兑部、欧洲部和研究部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。2006年成为巴克莱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，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师。
梁红
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，1998年其供职于IMF若干个亚洲国家代表处。2003年加入高盛成为经济学家，2008年加入中金，曾任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及研究部负责人，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为首席经济学家。
何东
剑桥经济学博士，1993年起于世界银行供职，1998年成为IMF高级经济学家，直至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，并在2009年8月成为助理总裁，负责有关货币及金融稳定研究事物。2014年10月重回IMF，成为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。
王庆
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，1999年至2005年在IMF，分析亚洲、东欧以至中东地区成员国的经济情况，2005年成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，2007年接替谢国忠担任摩根史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，2011年加入中金成为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，直至2013年4月加盟重阳投资，成为公司总裁及合伙人。
崔历
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，2000至2008年间任IMF中国市场资深经济学家，之后两年担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，2011年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，2012年领导高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，现已离开高盛。
姚余栋
赴剑桥攻读经济学博士前，是国家经贸委企业司科员，2000年博士毕业后先成为世界银行咨询顾问，2001年加入IMF，直至2005年回国担任黑龙江招商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，2009年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，2015年1月起成为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（正司局级）。
丁爽
人大硕士及约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硕士，1993年至1997年任职于人民银行国际部，1997年8月由人行借调至IMF，2001年后正式成为IMF资深经济学家，参与跨国经济研究、政策制定和贷款计划。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担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，2015年4月加入渣打银行，成为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。
张智威
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经济学博士，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后，于2002年加入IMF，2008年任职于香港金管局，2010年成为中金经济学家，2011年7月任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，2014年10月，接替马骏，成为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。
邓敏强
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（图右），2005年起成为IMF经济学家，先后在欧洲、英国、墨西哥从事经济研究，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，次年加入高盛香港，任资深中国经济学家。
沈建光
赫尔辛基大学博士，麻省理工经济系博士后，1999年成为芬兰央行经济学家，2003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，2006年至2007年10月成为IMF的经济学家，随后加入中金香港，负责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研究，2010年5月起任瑞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。
杨婕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，2007年成为IMF经济学家，2011年来港成为未来资产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，此后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，令其成为80后最红经济学家，一时间红遍媒体。2013年5月，加入对冲基金Brevan Howard，负责亚洲市场研究，由于公司合规原因，不再接受媒体访问，淡出公众视野。
朱民
约翰霍普金斯经济学博士，1990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（顾问），1996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、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、中银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、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、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，中国银行行长助理、副行长，2009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、2010年担任IMF时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，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总裁，也是史上首位进入IMF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。
从这些经济学家离开IMF之后的职业生涯不难看出，多数回到香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。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、哈继铭年代，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时，他们海归之时，市场上仍是外国人占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，有全球视角的中国经济学家可谓是零供给。
他们开启的，是中国经济学家最黄金的时期。世界经济平稳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市场红火，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家求小于供，彭文生、汪涛、马骏、黄海洲等，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们。
而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的登场时间，恰逢次贷危机前后，世界经济、中国经济和市场都开始走下坡路，市场上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，不难看出张智威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前辈悲观。
撇去大时代背景，这些履历极其优秀的经济学家，仍有难以突破的天花板。最为典型的要数胡祖六。当年加入高盛之时，被世界银行研究员邹恒甫批评，“胡祖六不搞学术进投行，是对经济学的背叛。”而当他47岁从高盛退休之时，关于他进入国有银行、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的猜测不绝于耳，虽然传言被其本人亲口否认，但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，甚至有网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《胡祖六四宗大罪》，认为与高盛“藕断丝连”的他，不能回到体制内。
事实上，海归回归体制内、担任高层的事例屈指可数。一是2010年2月，PIMCO董事总经理朱长虹回国，任外管局首席投资官，协助管理2.3万亿美元的外储；二是2010年4月，前德银亚洲区总裁张红力，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；三是2014年4月，德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。四年后，朱长虹离职，本人和官方都未给出解释；张红力则被老东家德银告上法庭，向其索赔630万美元。
而马骏之前，还没有一位市场经济学家回归体制内的。原因也许很复杂，比如人行是否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？是否有这个需求？领导一旦开了海归的口子，要怎么稳定体制内慢慢往上爬的人？海内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无矛盾？最终给的职位，是否真的有政策影响力？
但IMF所展现的情况也说明，和平时期需要经济学家了解国家经济运行状况，一旦有了危机，才能用兵一时，发挥真正的政策影响力，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什么感受不重要，重要的这些感受、经验，能被真正用去哪里，能否有所作为。